刘少奇冤案中的伪证揭秘-【zixun】

2012年初，中共文献研究会刘少奇分会副会长、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副主任黄峥的两本著作《刘少奇冤案始末》、《刘少奇的最后岁月》再版，引起广泛关注。

为什么时至今日，刘少奇冤案还会引起人们的兴趣？

从申辩到沉默

让我们将历史翻回到40多年前。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，刘少奇被打成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，“永远开除出党”，“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”。而那时的刘少奇，却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一无所知。

在对刘少奇立案、审查、定案的整个过程中，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，更没有人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诉。

在经历反复的侮辱、批斗及抄家后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，儿女们也被赶出家门。此后，中南海福禄居中的刘少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只有严密的监控如影随形。

刘少奇意识到，他的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。从此，他一句话也不说了，用沉默表示无声的抗议。而在此之前，为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，刘少奇曾几次三番口头争辩、书面申诉。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，沓无音信。

伪证是如何制造的

囚禁、病危、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，1968年lo月后，他头上已被安了3顶帽子——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一，更无法知晓，这3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。

按照黄峥讲述：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，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，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，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。刘少奇420多卷档案，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，共570卷档案。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‘证据’再去调查。”黄峥记得，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，那么大的。帽子，推翻有没有阻力？对方则说，没有。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。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。因为基本都是假的，是逼供的产物。

而这些伪证的出炉，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“专案调查”。

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，1966年冬天，一个名为“王光美专案组”的机构成立。事后看，成立的依据，只是一张手写的、字迹潦草的“名单”。“它既没有标题，也没有日期，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、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。”黄峥说，这张手写“名单”中，江青的名字被圈掉，换成汪东兴，据当事人回忆，是江青自己提出的，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、康生的操纵之下。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。

1967年3月，随着“文革”的恶性发展，刘少奇问题升级，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。“最初，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，于是在一次毛泽东、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‘王光美专案小组’的办事机构‘调查研究’此事，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。但康生，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‘刘少奇专案组’。”黄峥说，或可证明江青、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，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，5月加剧，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，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。仍用“王光美专案组”名义进行，直到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“刘少奇、王光美专案组”名义。

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，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，后被江青批为“右倾”，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：“他们不断给专案组施加压力，反右倾。在调查、看材料中，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，就以客观主义、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，停止专案人员工作，查封档案材料，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，甚至关起来。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，精神压力很大。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，甚至有这种想法，宁肯坐牢，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味着良心办事为好，倒感觉自慰一些。”

肖孟所谓的“昧良心”，是指刑讯逼供，炮制伪证，以此证明在1925年、1927年、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，充当内奸、工贼。“在江青、康生看来，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，说他是个叛徒，永世不得翻身。”黄峥说，“于是，他们千方百计，逼出证据。”

比如，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，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“隔离审查”的“重点突破”对象。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，按他事后回忆，“每次审讯，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，七嘴八舌，拍桌子瞪眼睛，威胁恐吓，如‘交代不清，休想出去’、‘顽抗到底，死路一条’还有指供、诱供情况。”

就这样，经过连续7天的日夜突击审讯，孟用潜作了违心的交代。但他事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，推翻假供，前后达20次，一再说明这些交代材料“都是编造的，并没有事实依据”，“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”。但这些申诉都被扣押和销毁了，有几次还强迫孟用潜本人当场撕掉，并一再警告他不许翻案，否则以“现行反革命”论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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