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外顶尖电影杂志，也对《地久天长》给予了高度评价

作者：JonathanRomney

译者：陈思航

校对：易二三

来源：Sight&Sound

但是，只有很少的电影拥有这样野心、热情和资源，能够在小说级别的范围里，讲述关乎时代、个体和政治命运的故事——而且，这些影片还得在标准（或者接近标准）的长片体量中达成这些目标。

马丁·斯科塞斯的《爱尔兰人》是这类影片最近的一次成功之作，但在中国，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尝试：贾樟柯那部野心勃勃、但仍有缺陷的《山河故人》（2015），以及重构类型的情节剧《江湖儿女》（2018）。

如今，与贾樟柯同为「第六代」的当代导演王小帅，也献出了一部成功之作。他计划将这部名为《地久天长》的作品，列为探讨中国过去四十年的、「家园三部曲」的第一部。这部影片既是一部家族传奇，也是一部社会编年史，它探索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的爱情、失落与孤立。

《地久天长》

它对中国经济变化的描摹，并不亚于贾樟柯的影片，但它尤其关注了独生子女政策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，该政策一直持续到了2015年。

观众并不是很容易跟上这部影片的情节，部分原因是它那复杂的时间编排，它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反复地跳跃。

此外，角色们还通过老龄化的化妆技术、不同的发型（例如，喜爱迪斯科和寻欢作乐的张新建，由于参加了一场违法舞会而被捕，并剪掉了自己那浮华的头发）或举止，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。而且，影片里还有两个都被命名为「星星」的孩子：一个已经溺死的男孩，以及后来被收养、顶替其位置的男孩。英文片名（SoLong,MySon，直译为「再见，我的儿子」）加深了人们的困惑：

他们在向哪个儿子挥手作别？事实上，工厂的工人刘耀军和王丽云同时遭受了三重损失：儿子星星的死、第二个孩子的被迫牺牲，以及与领养的、第三个孩子的分离。

最后的损失可能不是不可挽回的：在这部影片结束的时候，疏远的朋友们都团聚到一起重温旧情（我们看到那位名为茉莉的移民，在美国所生的年轻孩子），而那对夫妇的养子星星也重新出现了。影片暗示，星星现在已经重新融入了社会秩序，结束了他那年少轻狂的流浪，而且身边还有了一个女友。

尽管如此，这种乐观的——但也令人感到难以抑止的辛酸——结局，带有某种苦涩的讽刺意味。李海燕曾是一位坚定地遵守规则的工厂官员，正是她执行了政府的强制堕胎措施，监督着自己的朋友丽云打掉了孩子。

但她后来自己也生了第二个孩子，现在也是一位新生儿的母亲。这让丽云和耀军在「」他们家庭的幸福时，体认到了一种极为矛盾的情感。

海燕最终死于脑瘤，这是这部影片中较为笨拙的地方之一，它仿佛是在指涉，她对丽云的堕胎感到愧疚，或者说她的儿子浩浩对星星的溺水负有某种责任，这可以是一种指涉，也可以直接被看作是「罪行」的结果。

不过，《地久天长》在结构层面的严谨性，以及它呈现复沓式的视觉、音乐元素的精致性，与跟随情节时的困难性产生了抵消。《友谊地久天长》——虽然歌词是中文，但我们仍旧听到了对于旧相识的赞美诗——支撑着影片中的那种疏离与和解的主题。

在最后的镜头中，耀军与丽云身处一场家庭庆祝集会之中，我们透过遮挡着日光的纱帘望见了他们，这呼应着此前的一个聚会场景（新建和他的伴侣美玉的重聚），在那场戏里，我们的视线也被飘落的雪花和结霜的窗户所遮挡。

此前，那对父母抱着星星疯狂地赶往医院的场景，显然也与另一场戏相呼应，在那场戏中，耀军抱着他那显然是自杀未遂的妻子。一条涂着绿漆的医院走廊，两次扮演了邪恶的角色。

这部由金炫锡担当摄影师的影片，极富表现力地利用了空间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工厂工人们居住的城市公寓楼，既是一系列离散的、狭小的单元，又是一个孔洞密布、空间灵活的共栖场域。人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混杂在一起——这种欢乐终将被官方的独生子女政策所破坏，而摆着官架子的海燕无情地实施了这一政策。

在影片的尾声段落，这对夫妇再次参观了他们的故居，那里如今已经变得寒冷而荒凉了。他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处的那个狭小但令人愉悦的栖息地，与他们在南方新家的广阔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耀军在那里经营着一家维修店，那里的一切似乎都被污染了——他们的养子挑衅地拒绝了自己被要求的那种孝顺角色。在那里，语言还给他们带来了一种疏离感（他们并不懂福建方言）。

他们洞穴般的工作/家庭空间朝着自然开放，并在一场暴雨之后被洪水淹没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他们住所的内部令人想起反复在广角镜头中出现的水库，星星就是在那里溺水身亡的。

这部影片呈现了惊人的表演，演员们在自己的角色中创造了一种一致性，虽然他们的举止随着年代的变化而显得极为不同。其中，新建（赵燕国彰饰）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，最初，他看起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工人，幻想自己是一位香港电影明星。

但当我们之后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显得闷闷不乐，还在监狱里被殴打（他的朋友们拜访了他，但他们的微笑并没有很好地回应他的痛苦，这创造了整部影片里最不同寻常的时刻之一）。正如咏梅所饰演的那样，丽云那种蕴含着痛苦的平静，以及那难以揣测的坚韧，自始至终都令人信服。

这与王景春饰演的耀军（两位表演者均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最佳演员奖）那更具表现力的痛苦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他的表现力在许多不同的状态之间切换：愤怒、借酒放纵的忧郁，还有对待茉莉的那种遭到挫败的爱慕——当然，还有他一路走来，对周围的人群表现出的那种坚定而悲悯的关怀。

与此同时，茉莉（齐溪饰）的角色则更令人难以捉摸：先是一个热切的少女，后来则成为了家族内部的叛逆者，她也是唯一一个批判政策的人。接着，她成为了一位成熟的、四海为家的女性，优雅的服装展露了她的经济实力。

但是，即使我们能够体认到茉莉那善变的性格，但无论是茉莉与耀军上床（这段插曲发生在两场戏之间）的决定，以及她想要为这对夫妇生子的意愿，都始终无法让人信服。

这部影片不仅仅是私人化的家庭剧，它也和贾樟柯的影片一样，讲述了一个关于社会变化的故事：最后一场戏通过身处美国的茉莉，将中国放置到了全球性的视角之中，与《山河故人》结尾时的那种未来主义的国际化视角相比，这是一种更具现实性的处理方式。

在这部影片中，还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政治性场景：当丽云与耀军接受了工厂于1986年颁发的计划生育奖时，我们看到了一场有着荒凉的讽刺意味的仪式。

在另一个类似的、矫揉造作的场景中，工厂老板坐在台上向员工们发表讲话。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写，对他进行了夸张的讽刺。这些员工面临裁员，但他却试图用「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」、「普遍的利益将大家团结在一起」，以及诸如此类的言论来安抚他们。